在古今关系上，孔、孟、荀都主张古今相通，古今一体，根据在于人性的相通之处；他们也都推崇尧舜禹汤武等古代圣人，尊重周道。但在具体论述上是有差异的。孔子、孟子都有今不如古的思想，但孔子认为周代胜过前代，是最为理想的时代；孟子则把实现王道的理想寄托在当时的诸侯王身上。到了荀子，干脆提出法后王的口号。
（五）历史中的性与习
性与习是关于历史发展根据的大问题，也是有关历史之常与变的根本原因的大问题。历史发展的根据，终究要落在人的身上，历史的变也好，常也好，概莫能外。周公的时代，以人心为历史的根据，虽未提出人性的概念，但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人性的领域。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了人性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大大丰富了历史理性的内涵。
按性，本即生字，一谓生来如此：《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杨注：“性者成于天之自然。”[180]一谓滋长、生生不绝。《荀子·王制》：“草木有生而无知。”杨注：“生谓滋长。”[181]《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孔颖达疏：“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前后之生变化改易。”[182]《吕氏春秋·贵当》：“性者万物之本也。”[183]万物之所以如此叫做性。《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184]天地最大的品德叫做生。性或生自然包含生和长两个方面，无生无长天地万物何以会如此呢。生来如此，说明事物有其一定的稳定性；滋生长养，又说明事物终究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在中文里，性这个字就包含着稳定与变动、恒常与变化相统一的意义。不论是它的稳定，还是变动，恒常，还是变化，都离不开习的作用。先秦儒家对这个思想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