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时候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那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我又碰到斯密士，他邀我上楼去，到他的会客室里陪他抽烟，喝热的苏格兰威士忌。那个房间是个很惬意的地方，里面摆着舒适的椅子，装着喜气洋洋的灯，还有那壁炉里和善可亲的火，燃烧着干硬的橄榄木柴。再加上外面那低沉的海涛澎湃声，更使一切达到了美满的境界。我们喝完了第二杯威士忌，谈了许多随意的、称心的闲话之后，斯密士说：
“现在我们喝得兴致很够了——我正好趁此讲一个希奇的故事，你正好听我讲。这事情是个保守了多年的秘密——这秘密只有我和另外三个人；现在我可要拆穿这个西洋镜了。你现在兴致好吗？”
“好极了。你往下说吧。”
下面就是他给我说的故事：
“多年以前，我是个年轻的画家——实在是个非常年轻的画家——我在法国的乡村随意漫游，到处写生，不久就和两个可爱的法国青年凑到一起了，他们也和我于着一样的事情。我们那股快活劲儿就像那股穷劲儿一样，也可以说，那股穷劲儿就像那股快活劲儿一样——你爱怎么说就怎么吧。克劳德·弗雷尔和卡尔·包兰日尔——这就是那两个小伙子的名字；真是可爱的两个小伙子，太可爱了，老是兴致勃勃的，简直就和贫穷开玩笑，不管风霜雨雪，日子老是过得怪有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