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先生作为才华横溢的诗人，以其熔铸思想、诗情和生命体验的创作，尤其是独步文坛的诗学理论，穿越——用他自己的话，“侧身走过”——这个年代的三代诗人。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有诗作问世，年龄、经历也类似于“归来派”诗人；他的精神气质和诗风多少靠近“朦胧诗”；而他年轻的心灵、开放的文学观、富于生产性的诗学理论，又赢得了“朦胧诗”后一批青年诗人的敬重，“北师大诗群”则更以他为精神领袖和诗魂。
而90年代，则是所谓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时代。“道术为天下裂”，像任先生这些铸就往日诗歌辉煌的诗人、学者，也“各自须寻各自门”。其间当然不乏一如既往去引领这日益狭小、嘈杂、利益化的诗歌圈，以求继往日之荣光者；更有“告别广场，走进书斋”，转型治史述学，转入知识学或学科化的自我生产者。相较之下，先生则选择了一条最为崎岖也最为寂寞的学术道路，他在一个盛行述史、笺注、考证、小学（用他的话说是“书房写作”“图书馆写作”）的时代，竭力要上追先秦，效法诸子之学。退休后，他陆续出版的《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汉语红移》，致力于研究汉语文化诗学／哲学，研究在汉语言说／书写中“上升为文化的生命”和“转化为生命的文化”，想要构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人的生命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