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上至皇帝、王公，下至官僚士大夫都非常热衷于推广劝善书和功过格，许多上层人物还纷纷仿作劝善书。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为善阴骘》，皇后徐氏亦作《仁孝皇后劝善书》。明儒杨起元、李贽、高攀龙、金杭、冒起宗等都曾为《太上感应篇》作序或注疏。万历年间博学尚奇的兵部主事袁黄，曾是功过格的积极倡导者，乡里人都称他为“愿人”。当时朝野官绅捐资刊印、布施劝善书者，更是数不胜数。
在朝廷上下的推动下，劝善书、功过格盛行于民间，它在社会中下层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理学。更令人惊异的是，明代的劝善书还推广到许多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并广泛传播。劝善书的广泛流行，必然给世人的道德观念打上了道教的印记。
深入世俗生活的道教诸神　道教信仰的神是相当多的。道教除自己造神外，还不断从民间信仰中吸纳新神，编入道教的神仙谱系后又推广到民间。在明代，关羽被封为“关圣帝君”，属斩邪诛妖之神；文昌帝君被奉为掌官禄功名之神；天妃（妈祖）作为海上保护神，在沿海一带香火最盛；城隍为监察善恶之神，香火弥久不衰，这一切都使道教的宗教活动与民众的世俗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祀神、庙会成为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每逢诸神诞日，不仅道徒举香奉祀，百姓也都在此日游会，相沿成俗。相传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诞日，明朝廷每年在这一天都遣使到京师东岳庙致祭。据载，位于北京齐北门外的东岳庙“规制宏广，神像华丽。国朝岁时敕修，编有庙户守之。三月二十八日，俗呼为降生之辰，设有国醮，费几百金。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香会，月敛钱若干，掌之会头，至是盛设，鼓乐幡幢，头戴方巾纸，名甲马，群迎以往，妇人会亦如之。是日行者塞路，呼佛声震地，甚有一步一舞者，曰拜香庙。”[20]这样一来，道教的宗教祭祀活动与民间的节日活动结合在一起，相沿成俗，成为百姓世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