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中，大会主席梁漱溟深感就中心议案达成统一意见的不易，并将之归因为社员们“仓促间从四方八面来的人，不易接头，所以不易一致”，鉴于“本社对此案虽然不能不结束，但很难有成功的结果”，建议由理事会设法完成该案。该建议得到俞庆棠、李一非、王义周等人复议，经过大会投票，以54票（共86人参与投票）大多数赞同，通过将中心议题“交由中心问题委员会办理”。与第三届年会中心议案命运相同，未能在年会期间形成共识。
实际上，中心问题难以集中意见，在确定中心问题之时已显现端倪。1935年3月17日理事会第11次会议召开时，理事会就“请规定第四届年会日程及讨论范围案”决议如下：“日期以三日至七日为度；讨论范围暂拟如下：（一）政教合一问题；（二）社教机关如何促进与生产问题；（三）培养民族意识之教材教法问题”，上述问题递交由刘季洪、赵步霞、张星舫为委员，刘季洪为召集人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决定。[157]同期的《社友通讯》编辑在讨论范围“现已递交由审查委员会审查，将来在此三案中决定一、二，或将三案齐付讨论，尚未确定”情况下，“现在先将本社常务理事梁漱溟先生的《政教合一》一文，转载于此，以为本社第四届年会中心问题开始讨论的先声”。[158]第11次理事会由梁漱溟、彭百川主持议席，有此“编辑余谈”不足为奇。但就理事会第12次会议公布中心问题看，第一、第三个问题均被舍弃，有此可窥刘季洪等审查委员会对梁漱溟“政教合一”理论并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