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望生雍乾之间，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后人以儒林目之，岂祖望之志哉！又祖望既殁，浙人承其志者，有仁和龚自珍、德清戴望。……然祖望表章节烈之功，则固诸子所不逮也。[38]
他也说戴望“眷怀胜国，有明季遗民之风”[39]，对此很是欣赏。
刘师培的民族主义立场在他为扬州先贤所作的传记中表露得更充分。这部分传记多是记处明清鼎革之际的扬州学者。在《孙兰传》中，他指出：
明季遗民，若黄宗羲、王锡阐、刘献廷、张尔岐，咸洞明太西学术，然各以高节著闻，抗志不屈。……盖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也。而孙兰学行适与相符。
杨光先诋西书为诞肆，乃直声既著于明廷，仕籍复标于清史。彼斤斤于学术之间衡量夷夏，而出处大节则转舍夏就夷。呜呼，此孙兰所以为高士欤！[40]
在这里，刘氏实际是把学者的“出处大节”即民族意识看得高于一切。所以他除表彰孙兰外，对徐石麒的抱学以隐，不仕新朝；蔡廷治的抛弃清廷功名，“授徒课子以终其身”，[41]都甚为赞赏。平心而论，从民族主义角度评价学者，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学术毕竟不同于政治，局限于此看问题，不可避免会产生片面性。可贵的是，刘师培并不完全囿于此视角，他主要还是以学术的眼光看待学术。因此，他尽管表彰了乡先贤的民族精神，但传记中的大量篇幅还是介绍他们的学术成就，如孙兰在明末从西人汤若望学，精于历法；徐石麒精研名理，谈经论史，可拟王夫之；蔡廷治长于《易》学，且杂糅儒佛；朱泽沄长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等等。[42]对这些并不闻名于世的乡先贤学术的阐扬，表明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已不仅停留在对创造了主流学术的一流学者的研讨上，而且也开始深入到普通学者层面。尽管这非他的发明创造，而是对前辈学者表彰乡先贤之风的发扬，但从学术史角度言之，实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