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世界的范围扩大，教皇和红衣主教为处理教会和世俗的事务而疲于奔命，拉丁教会为上诉的权利和法规建立新的诉讼程序，[5160]北部和西部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受到邀请或召唤，在使徒的门口负起求情、申诉、指控或审判之责。有人曾记录下一件少见的怪事，分属门兹总主教和科隆总主教的两匹马，在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后又回去，满载着金银珠宝。因而人们很快明白，无论是朝圣客还是当事人，要想打赢官司主要在奉献财物的价值，而非诉讼案情的证据。这些外乡人经常夸耀自己的财富和虔诚，他们所花费的金钱不管是神圣的用途还是日常的支付，都成为罗马人的酬庸，在各种渠道中流通。
罗马人民有这样强大的动机，本应该自愿而虔诚地坚决服从属灵和世俗的父亲，但是在突发状况下无法控制的激情，经常扰乱传统和利益的运作过程。印第安人砍倒树木摘取果实，以及阿拉伯人抢劫贸易的商队，全都是出于同一种野性的冲动，这种动机使他们只顾眼前的好处而不管未来，满足一时的贪婪而放弃那些可以长期据有的最重要的福分。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自私的罗马人亵渎圣彼得的神龛，不仅抢走供品还伤害朝圣客。他们竟然没有思考一下，这种不友善的行为，可能会断送多少访客和财富。甚至就是迷信的影响也是时起时伏并不可靠，理性受到压抑的奴隶经常为他们的贪婪或傲慢所解救。对于教士的传奇和神谕抱持虔诚的轻信态度，在蛮族的心灵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然而他们的内心不可能重视想象胜于感官，更不会为遥远的动机或是不可见的理想的目标，而牺牲现实世界的欲念和利益。年轻力壮的人充满活力，行为总是与信念发生矛盾，直到年龄、病痛或灾祸的压力使他惊醒，才会心生畏惧，逼得他要偿还虔诚和悔恨的双重债务。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当前这个时代，对于教士的平静和安全生活最有利的是人们对宗教的冷漠态度。过去，在迷信的统治之下，教士们将最大的希望寄托于人类的无知，然而最恐惧的却是人类的暴力。财富不断增加使他们成为世间唯一的拥有者，但实际上却在不断发生轮替的现象，悔罪父亲的赠予被残暴的儿子抢走。他们这些人不是接受敬拜就是遭到侵犯，就像信徒制造的偶像虽然出于同一人之手，但有的被供奉在祭坛上面，有的则被践踏在灰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