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9]实际上，使邓小平感到最痛苦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痛苦使人思索。邓小平这时不能不痛苦地思考这一切错在哪里，错误从何而来，错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邓小平多次指出：“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1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1]因此，由反思“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又进而反思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12]“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