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站在那儿半天一动不动。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过去一看，原来后车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贴了张标语，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
‘这帮狗日的！’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贴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给我撕了。我没有想到今天又有人贴上了。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他也很生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让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时隔近20年，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大邵全名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王淦昌的“随身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