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靳玉乐、罗生全认为，课程理论的本土化是课程理论的研究逻辑。课程理论是对课程理性思考的结果，不是凭空产生的，不能脱离本土文化之根，是本土人就本土的问题，以本土的方式基于本土传统文化而自主创造生产和建构的知识体系。这是一种由内到外的课程理论的本土化。④
(二)课程与教学论本土化的途径
课程与教学论实现本土化，主要通过四条途径。一是翻译国外课程与教学论著作，这在20世纪初期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表现得十分突出。从杨秦对2000—2007年在我国教育学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91本国外学术著作的分析来看，和课程与教学论相关的图书有15本，占总数的16.4%。①有学者通过对1979—2009年刊发在国内各类期刊中涉及国外教学理论内容的582篇论文加以归纳和梳理，发现曾于20世纪初、20年代、50年代作为热点问题的国外教学理论研究历经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较为平缓的发展之后，在21世纪初呈陡增式发展，这表明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所倡导的教学观念与学习方式在超出原有教学论解释框架背景下再度“西学”的强劲趋势。②这些国外课程与教学论著作的引进，对中国课程与教学论的影响不容忽视。它突破了本土(或原有)课程与教学论的框架体系，为我国近现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及其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