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汴京数日之后，亦即四月十二日，京师的上空忽然出现“白虹贯日”的壮观景象。新党诸人和哲宗皇帝皆大为感奋，即日将年号改为“绍圣”。
同日，天子下诏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二十一日，新党的另一领袖人物章惇回朝担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亦即首席宰相。
一个尽废元祐旧政、绍述神宗大业的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
一切就像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轮回。绕了一大圈，我们的帝国又回到了熙宁时代的原点。
面对如此反复无常的世事，面对如此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一个人除了唏嘘感叹之外，是否还应有所顿悟？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反正当我在四十七岁这一年千里迢迢地回到汴京、感慨万千地迎来我仕途生涯的第二次辉煌的时候，我隐约感到长期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这个时候你问我：政治应该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
我会告诉你：政治应该是一门“变化”的艺术。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和我所喜好与擅长的书法其实神韵相通。在被贬谪的九年里，我失去了显赫的地位，却意外获得了一份淡定从容的心境。一管狼毫、一张宣纸，就足以让我忘记仕途的沉浮与人间的纷扰。如果说我在书法上的艺术造诣正是得益于这段岁月的沉潜和浸淫，那么我对政治艺术的崭新领悟也应该要归功于这段不可多得的沉思时光。我记得曾经跟你们说过，我一心以为政治就是站队的艺术。这话其实没错，可惜只是入门级的水平。学会站队就跟书法的学会临帖一样，你跟随的是别人的政见和笔意。在进退之际，在起落之间，你都是茫然无助的，说难听点就叫依葫芦画瓢。在这点上，元丰八年那场拥立储君的风波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当新党的集团首脑蔡确贪图定策之功的时候，我就要被迫跟在他后面准备跟别人动刀子。其实我当时就觉得他那么做不太高明，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他是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