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等自命西学兼长，意为通贯，究其所立说者，非西学实康学耳。”②其实，将新学指认为康、梁“别树一帜”的"康学",尽管其中不无旧学家们的贬斥之恶，然其所述却是一个“客观历史的存在”。所以后世学人也如此体认，如左舜生所言：“自甲午对日战争失败，迄庚子拳变，此六七年间，为中国新旧冲突最激烈之一时期……湖南人之性格，敦厚简朴，新者固能真新，旧者亦能真旧，当时所谓新学如‘康学’者，既风靡于全湘，于是笃旧之士如王益吾(先谦)、叶焕彬(德辉)等，乃起而予以抨击。新者以时务学堂为大本营，以南学会为别动队，以《湘学报《湘报》等为宣传机关，而地方政府复予以相当维护，故其势甚张；顾王、叶等之于旧学，亦造诣甚深，叶尤剽悍，初非梁及韩文举辈所能摇撼，且拥有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学子以为其群众，而社会旧势力复助之张目，因之势亦不弱。……犹可想见当时新旧思想作殊死斗之一斑。”③
《皮锡瑞年谱》也有对当时“新旧之争”的一段回忆：“时湘设时务学堂……复创南学会于长沙，公④被聘为学长，主讲‘学派’一科。开讲之日，官绅士民集者三百余人，公阐明学会宗旨，略谓：学非一端所能尽，亦非一说所能该。先在读书穷理，务其大者远者，将圣贤义蕴，瞭然于心中；古今事变，中外形势，亦须讲明切究，方为有体有用之学。……公讲演共十二次，所言皆贯穿汉宋，融合中西，闻者莫不动容。”⑤“学派有汉学，有宋学。汉学有西汉大义之学，有东汉训诂之学。宋学有程朱之学，有陆王之学。近世又有以专讲中国学者为旧学，兼讲西学者为新学，互相攻驳，势同敌仇，心安得同?”①由此可知，在尖锐对立的新旧论争中，所谓“有体有用”之新学并不专指西学，而实指“兼讲西学”(合中西为一)的康、梁新学派，旧学则指“专讲中学”(汉学、宋学)的旧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