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从认识论方面提出的这些命题，用以贬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充分意识到了知的超前性，肯定人的特有的“知”对“行”的自觉能动性，这些分析是很深入和细致的，对后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他继承了陆王心学“销行以归知”的思想，过分夸大了知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
第四节　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以介绍和传播“唯物史观”为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便达到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高潮，并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以艾思奇、李达、毛泽东等人为主要代表，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一、唯物辩证法论战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界的主流。新康德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张东荪惊呼：“这几年来坊间出版了不少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无论赞成与反对，而唯物辩证法闯入哲学界总可以说是一个事实。”[43]为此，他首先挑起了著名的“唯物辩证法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