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祖先，在西安，在关中平原，定都，为什么？因为当时这里粮食产量高，养得活王朝。你看看，过去的开封还是杭州还是成都，这些古都，都处于适于农业耕作的地方，为什么？再大的事，都大不过粮食。”
把粮食作为历史的主角，这是冬子第一次听到的观念。
“胡焕庸线决定了南北粮食产量的差距，影响了中国权力中心的南移，但小麦的大规模种植给北方续命，保留了北方政治的地位。而与匈奴的战争，与草原荒漠化有关。气候决定粮食，粮食决定人口，人口决定实力。而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决定着王朝的命运。”
确实，他讲的方式，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但冬子根本听不懂。毕竟作为厨师，对粮食的敏感让冬子迅速超越了对矜持的保留，他虚心地问到：“你说细一点，在宏观了。”
有学生问问题，是老师最开心的事。两人低着头，开始了小课堂。
所谓胡焕庸线，其实是气候变化的分界线。
我国几千年以前，也就是春秋到汉，权力中心在长安，因为那时的关中平原，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养育着精干的人民。有粮才有兵，权力就产生了聚集。汉朝以前，我们面对的敌人是西羌，这是因为河西走廊的边沿地带，已经开始干旱了。人没得吃的，要得靠抢，屡屡侵犯中原，占据了整个周朝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