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时期的民族史撰述，是盛唐以来民族史撰述的继续，是唐代民族关系历史画卷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有唐一代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撰述[55]，可以认为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关系发展在史学上的总结。从政治上看，它们又是当时唐皇朝统治集团的一种现实的需要。这两重意义，在晚唐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撰述中同样有明显的反映，前者如《异域归忠传》《四夷朝贡录》，后者如上文所举的一系列有关云南史地的撰述。从史学上看，唐代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也有两点不可忽视的意义。一是形成了一种重视民族史撰述的传统，几乎历朝都有人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或著述，如关于云南史地的著作，自德宗朝袁滋撰《云南记》以后，此类著作几乎历朝都有。二是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历史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对推动后来史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以晚唐这方面的著述而论，据前人考订，《新唐书·南蛮传》《资治通鉴》所载南诏事，多据《蛮书》[56]，而韦齐休《云南行记》则为《太平御览》多次征引，向达《蛮书校注》附录所载辑佚20余条即其佚文[57]。本文对于晚唐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有关撰述的讨论，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作为晚唐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还有不少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